自身抗体检测常规方法虽普及，但室内质控、室间质评、室内比对开展规范性不足，成为结果互认核心障碍。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是大趋势，国家明确分阶段互认政策目标，现阶段部分地区相关项目互认仍为空白。需通过规范质控品选择，确保室内质量控制程序100%施行，完善室内比对与室间质评体系，制定差异应对策略，提升检测标准化水平，推动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早日纳入国家互认体系。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现有血清学指标虽提升了早期诊断率，但仍存在血清学阴性患者诊疗滞后问题，且缺乏能有效反映疾病活动度、疗效及预后的指标，同时新型治疗手段也亟需配套评估标志物。非编码RNA能够兼顾敏感性、特异性、稳定性等方面。miR-499-5p参与调控RA患者炎症，piRNA在RA患者外周血中存在完整表达体系，其差异表达与疾病状态、治疗反应相关。此类分子标志物有望弥补现有蛋白类标志物的不足，结合已普及的分子检测平台，或为RA的早期诊断、疗效监测及预后评估提供新工具，助力推动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

       抗磷脂综合征（APS）现被定义为血管免疫性疾病，存在非标准临床表现易致早期漏诊，其发病率、死亡率不容小觑。标准抗凝治疗对部分难治性血栓患者效果有限。实验室检测中，狼疮抗凝物、aCL、aβ2GPI三大基石抗体检测受药物、妊娠等因素干扰，抗体表达还具有动态性，感染、肿瘤也可能引发持续性阳性。非标抗体检测成为重要补充：抗β2GPI结构域1抗体特异性与阳性预测值高，抗PS/PT抗体可验证狼疮抗凝物结果并预测产科不良结局。临床量化评估体系不断完善，出现多款疾病活动度、损伤评分量表。产科中狼疮抗凝物是独立高危因素，根据抗体滴度和既往治疗失败史对患者进行分层有助于精准给药，改善预后。

       自身免疫病高发于育龄期女性，与妊娠相互影响，既会增加不育、流产、胎儿生长受限等不良妊娠风险，妊娠也可能加剧病情，自身抗体监测是围孕期管理的关键。ANA、抗磷脂抗体、SSA/SSB等抗体，可通过不同机制引发各类妊娠并发症，还可能导致胎儿心脏传导阻滞、新生儿狼疮等严重问题。临床需依据指南，结合抗体检测进行风险分层，采用阿司匹林、肝素等开展预防性治疗，同时联合多学科管理。目前围孕期管理仍面临抗体检测规范化不足、药物管理复杂、患者依从性低等挑战，亟待通过规范检测与多学科协作优化。

       抗核抗体荧光检测结果直接影响临床诊断和治疗决策，其影响因素涵盖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全流程。分析前，患者年龄、临床背景、用药史会影响结果判读，标本类型、溶血、乳糜等也会干扰检测，血浆标本滴度偏高，溶血会降低荧光滴度，乳糜会遮挡细胞核型。分析中，实验操作的每一步均关键：样本稀释液、洗涤液的成分配置偏差会显著降低滴度甚至改变核型；加样量不足、温育时间过短会导致滴度降低，加样量过多、温育时间过长则滴度升高；浸泡时间、封片甘油用量异常也会影响结果，实验室环境温度升高会使荧光滴度增加。分析后，结果判读存在主观性，规范的培训和多人独立复核有助于提升一致性。结果报告要标准化，对于特殊核型可建议临床做特异性抗体检测。

       为了规范抗磷脂抗体检测应用与解读、赋能临床诊疗，抗磷脂抗体临床应用中国专家指南于2026年正式发布。抗磷脂抗体（aPLs）根据靶抗原可分为抗磷脂抗体、抗磷脂结合蛋白抗体、狼疮抗凝物三类。指南明确临床疑诊APS患者需尽早筛查狼疮抗凝物、IgG/IgM型抗心磷脂抗体及抗β2糖蛋白1抗体，无症状人群不建议筛查。抗磷脂抗体持续阳性是诊断重要依据，需同一抗体间隔12周两次阳性，单次阳性需排除假阳性与短暂阳性；非标抗磷脂抗体仅建议作为标准抗体阴性、临床高度疑诊时的补充检测，其临床意义仍需更多研究证实。指南指出，抗磷脂抗体可用于风险评估，血栓及病理妊娠风险与抗体阳性数、类型、亚型、浓度相关，三阳性为高风险谱，IgG型、狼疮抗凝物阳性风险更高。此外，指南强调狼疮抗凝物、抗心磷脂抗体及抗β2糖蛋白1抗体检测的规范化，需做好全程质量控制，自动化检测体系亟待统一临界值与浓度界定标准，临床与实验室需加强沟通，合理解读检测结果。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全身性系统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诊疗相关的指南一直在更新，因此配套的实验室抗体检验指南就显得尤为重要。RA相关自身抗体可早于临床症状数年出现，是临床前RA进展的核心风险因素，也是疾病活动度、预后的重要指标。指南指出，类风湿因子和/或ACPA类抗体浓度与疾病活动度无直接关联，不可作为治疗目标，但可作为预后及复发风险参考，其基线水平也能指导靶向药物用药，ACPA阳性者对甲氨蝶呤治疗更敏感。指南推荐对RA高风险人群（一级亲属、疑似关节痛者）及临床疑诊患者进行抗体检测；标准外自身抗体（抗RA33抗体、抗瓜氨酸化α烯醇化酶多肽1（CEP-1）抗体、抗氨基甲基化蛋白（CarP）抗体、抗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4（PAD4）抗体等）可作为血清学阴性疑似患者的补充检测。对于患者的随诊监测，推荐定量检测，同时强调监测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2025年ATS/ERS间质性肺炎新分类整合了特发性与已知病因，旨在更贴近临床实践。对于部分难以明确过敏原的过敏性肺炎（HP），提出“细支气管中心性间质性肺炎（BIP）”模式；将以弥漫性肺泡损伤为病理特征的急性表现，从“急性间质性肺炎（AIP）”更名为更精准的“特发性DAD”；将“脱屑性间质性肺炎（DIP）”根据病理本质更名为“肺泡巨噬细胞性肺炎（AMP）”。新分类也指出“混合模式”及“无法分类”病例的存在。此次分类更新构建了更贴合临床实践、能精细描述疾病模式的诊断框架，以应对ILD异质性和复杂性。

       抗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合并RP-ILD预后极差。WDFY4基因rs7919656变异为患者发生RP-ILD的独立风险因素。白介素6（IL-6）、白介素15（IL-15）及KL-6等炎症与上皮损伤标志物的动态监测，有助于评估“细胞因子风暴”强度与疾病活动度。呼出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谱的无创分析，能反映肺组织病理状态下，代谢从有氧向无氧糖酵解的转变，结合常规指标（如氧合指数、肝肾功能等）构建多模态预测模型，旨在早期预测患者的快速进展风险。治疗强调早期强化免疫抑制，积极联合血浆置换、免疫球蛋白注射等措施。特定患者在合适时机可进行肺移植。RP-ILD的全程管理依赖于风湿、呼吸、重症及移植等多学科紧密协作。

       CTD-ILD的临床异质性及强。在抗体谱方面，研究证实抗MDA5抗体是预测快速进展型ILD（RP-ILD）和死亡风险的关键标志，其与抗Ro-52抗体共存者预后更差。抗TIF1-γ抗体则是皮肌炎合并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抗NXP2抗体阳性患者起病年龄轻、易复发。治疗方面，JAK抑制剂（如乌帕替尼）有助于改善肺功能并协助激素减量；抗纤维化药物在RA-ILD等中具有延缓肺功能下降作用。CTD-ILD合并感染的鉴别具有挑战，机会性感染（PJP、CMV）在CD4+T细胞计数低的患者中高发，鉴别需联合传统病原学检测与mNGS综合判断。

       2025年ATS/ERS指南为CTD-ILD提供了精细化的分层管理框架。HRCT为无可替代的筛查与监测标准，不建议使用肺功能或肺部超声替代筛查，因其存在显著漏诊风险。管理策略严格依据基础疾病与风险：所有系统性硬化病患者以及存在抗合成酶抗体、抗MDA5抗体等高危因素的肌炎患者，须进行HRCT筛查。诊断需综合临床表现、血清学结果及影像学特征，不同疾病类型的随访监测频率各异。治疗强调免疫抑制为基础，建议依据疾病进展风险，个体化地考量联合使用抗纤维化药物（如尼达尼布）。

       最新指南将肺动脉高压（PH）诊断标准下调为mPAP > 20 mmHg、PVR > 2WU，并重新纳入“运动性PH”概念，以识别早期血管功能异常。众多研究从血管收缩转向增殖重构，重点关注肺血管丛状病变与稀疏化，其中炎症免疫微环境及BMPRII通路失衡是关键环节。激活素A及其下游信号分子FSTL3作为促增殖通路的关键介质，其表达水平与肺血管重构程度正相关，不仅成为评估疾病活动与预后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也是新药（如索法西普）的作用靶点。临床管理强调四分层风险评价与右心室功能评估。治疗基石是早期联合用药，而吸入性靶向药物的研发，为直接作用于肺血管、减少全身暴露提供了新策略。

       CTD-PH的临床分型与整体人群存在差异，以第1类动脉型肺动脉高压（PAH）最常见，其核心机制涉及肺血管重构、炎症与免疫。自身抗体谱在CTD-PH发生中具有重要提示价值，如抗SSA、SSB、nRNP抗体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PH风险相关；抗着丝点抗体（ACA）、抗RNA聚合酶Ⅲ抗体等则与SSc-PH密切相关。最新研究提出了“疾病修饰治疗”理念，即免疫抑制治疗与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并重。此外，针对炎症风险评估（如浆膜炎等）有助于帮助识别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患者。新兴研究方向包括CD19靶向治疗等，为CTD-PH提供了潜在新策略。临床应结合抗体谱、临床表现与血流动力学指标，实现早期风险分层与个体化治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杨娉婷教授为大家带来了干燥综合征的年度研究进展：疾病机制正从“腺体被动受累”转向“导管上皮哨兵驱动”。在遗传易感背景下，上皮细胞对感染、微生态异常、环境暴露等刺激的感知能力增强，进而启动干扰素与固有免疫信号，推动T/B细胞反应及异位淋巴结构形成；在部分重症表型患者中，还可叠加炎性成纤维细胞参与的纤维化/硬化轴异常。单细胞与空间组学技术更清晰地呈现了这一动态过程（上皮启动、免疫浸润、结构重塑），也解释了临床试验为何需要按表型分层及精准入组。

① 遗传-环境互作是疾病发病的主线，但单一因素不足以解释发病机制：HLAⅡ类基因、干扰素通路、固有免疫及表观遗传共同构成疾病的遗传易感背景；性别差异可部分通过X染色体相关免疫基因（如TLR7等）的参与得到解释。

② 经典发病路径得到组学技术强化：上皮干扰素效应往往早于显著淋巴细胞浸润，上皮细胞MHC分子表达上调、抗原递呈能力增强，促进CD8细胞毒性作用及CD4/Tfh-B轴反应，形成生发中心样结构；代谢异常（尤其膜脂/磷脂代谢紊乱）为滤泡反应提供了物质支持。

③ B细胞反应可能存在“两种起始模式”：滤泡内反应更偏向Ⅰ型干扰素与抗原递呈驱动；滤泡外浆细胞分化可能更偏向IFN-γ相关轴驱动，这一差异为血清学分层与治疗靶点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

④ 重症表型提示存在硬化/纤维化相关的“第二发病轴”：除经典免疫轴外，炎性成纤维细胞与组织重塑信号更为突出，提示这类患者的管理思路可能需要区别于“典型滤泡型”患者。

⑤ 临床试验相关信息强调，“精准表型入组”是关键：以血清学阳性、特定免疫表型入组，更易观察到ESSDAI等疾病活动度指标的改善信号；治疗多围绕靶向B细胞相关通路、FcRn、JAK通路等展开。

⑥ 未来研究与临床管理的优先方向：利用孟德尔随机化与类器官平台加强“因果关系”的验证；通过多组学联合AI技术实现疾病进展风险预测与早期干预；同时需重视继发性干燥综合征与淋巴瘤（如MALT淋巴瘤相关风险）的系统分层与长期随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吕良敬教授带来相关分享。吕教授指出，干燥综合征 / Sjögren 病（SjD）不局限于腺体受累，神经系统并发症具有发生率不低、临床谱系广、机制异质等特点，并可在相当比例患者中成为首发表现，从而造成诊断延误。队列数据提示外周神经系统受累更常见，且既往神经受累者更容易再发新的神经症状，强调了对高危人群的持续监测与规范评估的重要性。

① PNS 受累更常见且类型多：法国 ASSESS 队列显示神经受累约 18.9%，PNS（16.1%）明显高于 CNS（3.6%），以纯感觉与感觉-运动神经病变最常见；既往有神经受累者后续新发神经症状风险更高。

② “先分型再治疗” 可减少误治与漏治：小纤维神经病、感觉神经节病 / 神经元病、自主神经病变、血管炎相关单神经炎多发等表型差异显著；需组合神经电生理、自主神经评估、必要时皮肤活检与影像学，并同步评估血管炎 / 冷球蛋白等系统免疫证据。

③ CNS 受累需特别重视 NMOSD 等重叠综合征鉴别：部分队列提示 CNS 受累并非极罕见，且可为首发；出现视神经炎或长节段脊髓炎时应评估 AQP4-IgG 等，因其与视功能预后密切相关；免疫吸附与 B 细胞靶向等治疗策略在重叠表型中有早期证据，但仍需更高质量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李秋柏教授带来相关分享。李教授指出，干燥综合征以外分泌腺淋巴细胞浸润为特征，女性患病率更高。我国相关研究提示，其流行病学患病率估计值存在较大区间差异，但总体而言该病并不少见。临床中合并血液学异常的患者占比不低，且多数异常程度较轻、症状不典型，容易被 “口干眼干” 的主诉掩盖，从而延误对高风险亚型（MGUS / 淋巴瘤谱系）的识别。

① 评分层面：血液域对疾病活动度 “加权显著”

ESSDAI 将血液系统作为独立分域并赋予权重，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0.5×10⁹/L）、重度贫血（Hb<8 g/dL）或重度血小板减少（<25×10⁹/L）可直接推动总评分上升，提示其对疾病活动度评估和治疗决策具有杠杆效应。

② 临床层面：从 “轻度血细胞减少” 到 “危及生命出血 / 感染” 的谱系差异

白细胞 / 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在临床中较常见，但往往呈慢性、隐匿性表现；血小板减少相对少见，却可能引发内脏出血等高危结局，临床需以出血风险而非单一计数阈值指导干预。

③ 风险层面：MGUS 与淋巴瘤是最值得长期随访的高危预警信号，抗 SSA/Ro 可作为血清学分层信号之一

干燥综合征与淋巴瘤发生风险升高相关，其中惰性 B 细胞淋巴瘤（MALT / 边缘区等）表现更典型；持续腮腺肿大、紫癜 / 血管炎、低补体 C4、冷球蛋白血症、单克隆成分等是临床“公认且更强” 的高危信号。

此外，基于确诊时变量的预测模型研究提示：抗 SSA/Ro阳性与淋巴瘤发生风险增加相关，可作为提示 B 细胞高活化表型 / 淋巴增殖倾向的血清学线索之一；而 SSA/SSB 双阴性人群的淋巴瘤总体发生风险更低。

④ 管理层面：先排除 “非免疫原因”，再进行 “B 细胞驱动表型” 分层

针对持续或重度血细胞减少的患者，需系统排除药物、感染、克隆性疾病等非免疫性诱因；一旦患者出现单克隆成分或淋巴瘤风险信号，应尽早开展多学科协作（风湿-血液-病理-影像），并将 B 细胞靶向治疗纳入可讨论的治疗策略框架。

       北京协和医院的王立教授带来相关分享：PBC 的早期核心病变位于肝内小胆管，临床前阶段可出现 “自身抗体先行、肝酶后至” 的长窗口；在干燥综合征人群中，PBC 作为重要重叠疾病应被主动识别。治疗方面，UDCA 仍是基石，关键在于足量足疗程后尽早完成应答分层；对 UDCA 应答不佳者，二线药物与新药证据正在快速更新。

① 先 “识别重叠”，再 “按通路分层”

PBC 名称从 “肝硬化” 调整为 “胆管炎”，强调小胆管免疫性损伤是起点，有助于临床更早聚焦胆汁淤积型肝酶与 PBC 相关抗体谱（AMA、gp210、sp100 等）。在干燥综合征患者出现 ALP/GGT 异常时，应将 PBC 作为优先鉴别之一；反之亦然。

② UDCA 是基石：足量足疗程后做 “应答分层”

UDCA 推荐剂量约 13–15 mg/kg/ 日；进入二线治疗或临床试验前，应确保 UDCA 达标并完成应答评估。

③ 二线与新药：从 FXR 到 PPAR，证据重心已明显转移

FXR 激动剂 OCA 曾是二线选择之一，但需注意其最新监管结论（美国 PBC 适应证已撤回）与安全性限制。贝特类 / PPAR 通路证据更 “成体系”：苯扎贝特联合 UDCA 的关键试验支持其生化获益；而 elafibranor、seladelpar 等 PPAR 激动剂的关键研究进一步强化了 “应答不佳人群可获益” 的循证基础。

④ 未来方向：胆汁酸通路精细化 + 抗纤维化 + 精准入组

随着肠-肝轴、胆汁酸代谢与纤维化通路研究深入，PBC 的治疗策略可能从 “统一二线” 走向 “按免疫活跃 / 胆汁淤积 / 纤维化主导表型” 精细分层，以提高试验阳性率与临床获益一致性。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桂明教授带来相关分享：间质性受累（dRTA/TIN）仍是 pSS 肾损害的经典主轴，但活检队列提示：MN 占比上升、并存在抗 PLA2R 阳性这一决定预后的分层信号，使 “是否活检、活检后如何分型与选药” 成为管理关键。

① 谱系与趋势：TIN 仍常见，但 MN 比例上升

活检大队列显示：TIN 比例随时间下降、MN 比例上升；提示临床上对 “肾病综合征范围蛋白尿” 的 pSS 患者应优先考虑肾小球病变并及时活检分型。

② 分层标志：抗 PLA2R 阳性提示更差肾结局，需区别 “pSS 相关 MN” 与 “合并原发 MN”。

在 MN 亚型中，抗 PLA2R 阳性与更低缓解率、更高 ESKD 风险相关，提示其临床路径与随访强度需升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旭东教授作专题分享，围绕 CTD-PTH 的临床管理与研究进展展开阐述，核心要点如下：

① 病因谱：CTD-PTH 最常见为 PBC 相关肝硬化，而 PSVD 作为重要的非肝硬化型发病机制，易因患者肝功能相对正常或轻度异常被临床忽视，需主动纳入鉴别范畴。

② 进展特征：PBC 相关 CTD-PTH 疾病进展较快，易早期出现失代偿表现，临床中常以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或腹水为首发表现，故临床管理中切勿以慢性肝病的常规思维延误病情评估与治疗方案的升级调整。

③ 自身抗体提示的高风险信号：对于 CENP-B 或 Ro-52 抗体阳性的患者，建议进一步完善自身免疫性肝病相关抗原谱筛查；若筛查提示相关抗原阳性或肝生化指标存在异常，需动态监测肝功能并完善彩超评估，同时及时启动临床干预。

④ 影像学与病理诊断：肝脏超声检查若提示多发高回声结节，需警惕 PSVD 或结节性再生性增生（NRH）可能；对于临床疑似病例或疾病分型不明确者，肝穿刺病理检查是明确诊断的关键手段，同时可借此排除 PBC-AIH 重叠综合征、IgG4 相关性胆管炎等疾病。

⑤ 分型治疗思路：CTD-PTH 的临床管理需遵循 “早期筛查-精准分型-个体化治疗” 原则：PBC 患者需遵循指南推荐，以 UDCA 作为基础治疗，对 UDCA 应答不佳者应尽早评估并选用二线治疗方案或新型药物；PSVD 及 IgG4 相关 CTD-PTH 患者，在排除感染与血栓性疾病后，实施个体化的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更易使其获益。

⑥ 研究方向：基于抗体谱、肝生化指标、影像学检查及病理结果构建 CTD-PTH 风险分层模型，同时积极探索更适配结缔组织病人群的新型治疗药物及联合治疗策略。

       风湿免疫性疾病心血管受累具有高度异质性，可累及心肌、心包、血管、瓣膜等全心脏组织，引发心衰、心律失常、血栓、瓣膜病变等多种问题。心脏磁共振（CMR）在心肌炎症、纤维化、非冠脉血管炎及心包病变诊断中优势显著，是此类病变的首选检查。53%的SLE患者存在心脏损害，超四分之一超声正常者CMR可发现异常，其冠脉病变表现为管壁弥漫强化，心肌受累可见水肿、延迟强化，合并肺动脉高压时心肌异常信号分布更广泛，抗磷脂抗体综合征（APS）则表现为心内膜下散在微梗死。RA患者心血管风险与糖尿病相当，CMR可通过延迟强化、T1/T2 mapping检出亚临床心肌纤维化与炎症，与疾病活动度相关。炎性肌病、硬皮病等亦可出现心肌水肿、弥漫性纤维化，CMR定量技术能早期识别亚临床受累，还可通过骨骼肌mapping鉴别自身免疫性与病毒性心肌炎。CMR技术持续发展，高分辨率成像可检出微小心肌病变，平扫多参数模型、AI辅助诊断能为肾功能不全患者提供无创检测，且可通过定量指标评估治疗效果。CMR多参数成像可实现风湿免疫性疾病心血管受累的早期、精准诊断，定量检测心肌炎症、纤维化等病变，为疾病筛查、病情评估及疗效监测提供重要依据。

       狼疮性肾炎是我国最常见的继发性肾小球肾炎，也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死亡的主要病因。狼疮性肾炎诊断标准历经多版更新，2019年标准强化肾活检地位，2024年KDIGO指南明确肾脏受累诊治流程，尿蛋白定量＞0.5g/天或eGFR进行性下降需进行肾活检；病理分型经2018年修订，强调AI/CI评分及急慢性病变区分，重点阐述新月体肾炎、狼疮足细胞病、血栓性微血管病（TMA）三种特殊病理表现的诊断要点与治疗进展。其发病机制与免疫耐受丧失相关，自身抗体是核心环节，抗核抗体、抗dsDNA抗体为诊断重要依据；抗nephrin抗体可能是足细胞病的致病性抗体，狼疮肾炎足细胞病中10%-15%患者存在抗nephrin抗体，其滴度与病情活动度相关。肾活检和自身抗体对疾病诊疗至关重要，新型靶向药物与精准分型诊疗为改善患者预后提供了新路径。

       缺血性骨坏死是SLE的严重并发症，其发生率为1.7%-52%，远高于其他需用激素的自身免疫病，器官损伤程度与狼疮患者死亡率显著相关。现有数据显示病程越长、骨骼肌肉受累及疾病活动度高者骨坏死风险更高，糖皮质激素的大剂量、长疗程使用是核心危险因素。骨坏死的诊断与病情评估主要依赖MRI（早期金标准）、X线/CT（晚期）及疼痛功能量表（如Harris评分、VAS）。临床应监测骨密度及骨转换标志物（PINP、β-CTX）和维生素D水平，以全面评估骨健康。治疗上，在控制狼疮病情前提下减停激素是预防进展的关键。根据ARCO分期，一、二期以保髋治疗为核心，早期诊断早期干预，三、四期多需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狼疮骨坏死诊疗需重视高危因素筛查与早期诊断，依托多学科协作开展分期分型综合治疗。

       狼疮合并肺动脉高压在狼疮并发症中发病率不高，但预后极差，显著降低患者生存率，且在我国，结缔组织病相关肺动脉高压中以狼疮为主要病因，占比约50%，临床就诊患者多为中重度，诊疗面临诸多挑战。狼疮的肺动脉高压发生窗口较早，心包炎、三尖瓣反流流速大于0.28mm/min、硬皮样改变、间质肺等临床症状是SLE-PAH风险增加的相关因素，血清学BNP/NT-pro BNP水平的升高、抗RNP抗体、抗APL抗体、抗着丝粒抗体阳性也是潜在的风险因素。此外，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结缔组织病相关肺动脉高压患者中水平升高，与缺氧导致的肺血管重塑、炎症反应相关，也是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狼疮合并肺动脉高压需重视早期筛查与分型分层评估，随着新药研发与诊疗理念更新，将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淋巴管受累为临床少见但危害显著的并发症，以淋巴水肿、乳糜性浆腔积液、蛋白丢失性肠病（PLE）等为主要表现。诊断需依托“病因-病情-病变”三层体系，狼疮标志性抗体（ANA、抗dsDNA抗体等）阳性可明确基础病因，血清白蛋白显著降低伴免疫球蛋白（IgG）水平下降是PLE的重要信号，C反应蛋白、血沉提示炎症活动、低钙血症为常见伴随指标；确诊需联合核素淋巴显像、MR淋巴管造影、内镜等特异性检查，明确淋巴管扩张、回流障碍等病变特征。治疗以控制狼疮原发病为核心，采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及生物制剂，联合严格低脂饮食，难治性病例可考虑外科干预。疗效评估需综合抗体滴度、炎症指标及血清蛋白水平恢复情况。该病诊治需重视多学科协作，早期识别与规范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相关机制与靶向治疗仍需进一步探索。

       遗传因素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发病的核心先天因素，携带疾病易感位点/基因会显著提升患病概率，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迭代为SLE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SLE相关遗传变异分三类，其中常见变异（人群频率＞1%，效应微弱，累加致病）是研究重点，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已发现近300个相关SNP位点，基于此构建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可评估个体患病易感性；杨欣壮教授团队首次为东亚人群构建融合SLE本身及危险因素相关遗传位点的metaPRS，提升了预测效能，其与肾脏受累、自身抗体阳性显著相关。同时发现罕见变异（人群频率＜1%，效应中等/显著，外显不全）在SLE发病中作用重大，数十个已知致病基因中，致蛋白功能严重受损的罕见变异在狼疮队列携带率显著更高，OR值达2.85，甚至高于常见变异。二者为独立且叠加的风险因素，高PRS叠加罕见变异者患病风险极高，且二者对SLE脏器受累、临床表型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其遗传特征可将患者聚类为不同亚型，为早期预判表型提供依据。东亚人群metaPRS及常见-罕见变异整合分析有助于SLE的早期筛查和个体化诊疗，推动遗传研究向临床转化。

       血液系统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最易受累的系统之一，溶血性贫血、白细胞减少、淋巴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血细胞异常及凝血系统改变均被纳入SLE分类诊断标准。SLE血液系统异常可表现为单系或多系血细胞减少，其中多系受累常提示疾病高度活动；淋巴细胞减少发生率高，抗淋巴细胞抗体介导的自身免疫是主要机制，部分患者可伴抗Ro/SSA抗体阳性。抗血小板抗体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ITP）的核心诱因。部分患者在确诊SLE前可能在血液科以ITP或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诊治；对于未确诊的孤立性免疫性血细胞减少患者，建议定期筛查抗核抗体、抗磷脂抗体等以早期发现潜在SLE。凝血系统异常中，狼疮抗凝物、抗磷脂抗体阳性大幅提升血栓风险，凝血因子抑制物检测可确诊罕见出血类型。SLE血液系统表现复杂，自身抗体与铁代谢、补体、炎症因子等生物标志物是病因鉴别、病情评估的关键。

一、SoJIA合并ILD

1. SoJIA-ILD相关生物标志物为IL-18、CXCL9、MMP7、CCL11、ICAM-5。

2. SoJIA-ILD相关危险因素为年龄＜2岁；既往MAS病史；对IL-1/IL-6抑制剂输注过程中有过反应；血清IL-18水平升高；先天性心脏病；HLA-DRB1*15基因型阳性；唐氏综合征。

二、SoJIA合并MAS机制进展

1. MAS由于细胞杀伤功能缺陷在过度刺激（still病活动、感染、恶性肿瘤）下导致活化的抗原提呈细胞和异常T细胞无法被有效清除，持续存活并分泌大量促炎细胞因子（如IFNγ、IL-18、IL-1β），启动炎症放大循环；

2. SoJIA合并MAS外周血PBMCs中存在IFNγ及I-IFN通路增强；

3. I-IFN过度产生，可能与IL-15协同作用，通过共有的IL-2受体亚基激活靶细胞，通过JAK信号通路激活下游分子，生成产生IFNγ的CD38+HLA-DR+循环淋巴细胞（CD4+和CD8+T细胞、NK细胞）；

4. IFNγ进一步刺激单核细胞等抗原呈递细胞活化，形成IFNγ/IL-15到CD38+HLA-DR+循环淋巴细胞扩增，导致IFNγ释放，引起免疫细胞持续活化的恶性循环，引发细胞因子风暴IFNγ释放。

三、SoJIA不同疾病阶段生物标志物

1. 初始自身免疫阶段：主要与感染鉴别，主要的生物标志物S100A8/S100A9/S100/A12；

2. 细胞因子风暴阶段：SoJIA合并MAS与原发性HLH鉴别，主要的生物标志物CLCX9、IL-18、IFNγ；

3. 慢性关节炎阶段：自身炎症特征SoJIA与慢性关节炎特征SoJIA，主要的生物标志物为CRP。

四、SoJIA-MAS治疗新进展——IL-18和IL-1β单克隆抗体MAS-825

2025年ACR大会报道MAS-825（每2月输注一次）治疗7例难治性still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结论为，MAS-825总体耐受性良好，数据支持进行前瞻性试验。

      研究表明，仅在3-10%的早发现SLE中发现已知的单基因突变，单基因SLE基因列表不断增加。单基因突变影响补体系统、细胞外和细胞内核酸传感和加工、RAS信号传导（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和代谢途径，造成单基因SLE。北京儿童医院在2021-2026年报道6例SLC7A7基因突变导致单基因SLE。2024-2025年3项研究报道10例UNC93B1基因突变导致单基因SLE。2025年研究报道PLDA基因的双等位基因功能丧失性突变可导致单基因SLE。

一、T2T达标治疗 2025年PReS/CARRA国际工作组共识主要建议

1. 治疗主要目标是达到非活动性疾病状态，肌肉和皮肤以及其他器官/系统无炎症性疾病活动；

2. 无法达到非活动性疾病时，最低疾病活动度可作为主要目标；

3. 确定目标、选择测量工具和治疗决策都应基于个体患者特征，并与护理人员/患者达成一致；

4. 必须定期使用标准化和经过验证的评估工具定期评估和记录疾病活动度；

5. 初始治疗目标：开始治疗6周内，应至少实现最小临床改善，对于危机生命者，应在更短时间内实现显著临床改善；

6. 中期治疗目标：a.开始治疗3个月内，应至少实现中等程度改善，且肌酶正常，无威胁生命情况；b.开始治疗6个月内，肌力恢复正常；

7. 主要目标（非活动性疾病状态）应在开始治疗12个月内实现；

8. 只要达到中期目标，就应积极减少GC剂量，理想状态下，GC应在12个月内或更早停止。如果未达到目标，则倾向于增加/更改免疫调节治疗，而不是反复增加GC剂量；

二、治疗新进展

1. 靶向IFN通路：a .直接抑制I-IFN：达珠单抗、Anifrolumab；b．阻断I-IFN下游通路（JAK抑制剂）：芦可替尼、托法替布、巴瑞替尼等。

2. 靶向T细胞：阿巴西普、伊立珠单抗。

3. 靶抗B细胞：利妥昔单抗、Ofatumumab、Obinutuzumab、达雷木单抗、艾加莫德。

4. 自体CAR-T细胞：CD19 CAR-T细胞、BCMA CAR-T细胞。

5. 针对线粒体功能障碍和NETs：N-乙酰半胱氨酸。

一、新发现的AIDs

1. 肌动蛋白病：基因突变导致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调节受损，影响免疫突触和淋巴系活化以及IL-1信号通路活化。

2. 粒细胞病：16q24.1的PLCG2基因功能获得性突变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AID（APLAID）。

   PLCG2基因编码磷脂酶Cr2（PLCr2），PLCr2属于细胞内酶，将细胞膜磷脂PIP2切割为IP3以及DAG，通过内质网释放钙离子，激活蛋白激酶C，释放多种信号通路。大部分突变位于主动抑制结构域，导致磷脂酶持续激活，磷脂肌醇IP3和钙离子信号异常增强，造成髓系细胞过度增殖和B细胞发育障碍，导致自身炎症和抗体缺陷。临床表现为早发现复发性水疱性皮肤病变、肺部疾病、关节痛、眼部炎症、肠道疾病和轻度免疫缺陷，发作期白细胞增多，炎症指标升高。

3. X-连锁内分泌腺病肠病伴免疫失调综合征（IPEX）：

   1) 临床特征：该疾病典型三联征为自身免疫性肠病（89%），湿疹性皮炎（75%）以及多内分泌腺体病，特别是I型糖尿病（44%）。其他临床表现包括膜性肾小球肾炎、间质性肾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等。

   2) 辅助检查：疾病早期：IgE水平显著增高和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加。大多数患者可检测到多种自身抗体，如抗肠上皮细胞抗体、抗甲状腺抗体、抗胰岛素抗体、抗胰岛细胞抗体、肾脏足细胞抗体、抗平滑肌抗体、抗肝肾微粒体抗体等。外周血Treg细胞比例、Teff细胞（Th1、Th17）比例以及Treg体外抑制试验。基因检测：全外显子测序（WES）。

   3) 治疗药物：非靶向治疗，包括糖皮激素、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其他免疫抑制剂（MMF、AZA、沙利度胺等）；靶向治疗，包括mTOR抑制剂：西罗莫司；TNF-a抑制剂：英夫利昔、阿达木等；CTLA4-FC融合蛋白：阿巴西普；抗IL-4/IL-13：度普利尤单抗；低剂量IL-2；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唯一根治手段）；自体疗法（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有基因治疗、Treg细胞过继治疗。